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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小学教师,即将退休.没有什么光环,没有突出的业绩,平淡的走完了三十九年的教师生涯.甘愿为教育事业,为我的学生付出自己的大半生,没有什么遗憾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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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文革反潮流”小学生黄帅的悲喜人生【组图】  

2016-10-03 08:19:41|  分类: 教育天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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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革反潮流”小学生黄帅的悲喜人生【组图】  

文革反潮流”小学生黄帅的悲喜人生【组图】 - 明子 - 工人 明子 的博客

 
        30多年前,一个“小学生日记”引发教育界对“师道尊严”进行轰轰烈烈批判,黄帅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。然而,几经人生风雨,黄帅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,她的悲喜人生也不太为人所知。

        

文革反潮流”小学生黄帅的悲喜人生【组图】 - 明子 - 工人 明子 的博客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

        1973年,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出现过一名“反潮流”的小学生黄帅。她以反对“师道尊严”为主要内容的日记摘抄被《北京日报》加编者按发表,姚文元又指示在《人民日报》全文转载并再加编者按语。《人民日报》的编者按语说:“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,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。”此后,全国所有报纸转载发表,还在中国教育界掀起了“ 破师道尊严”,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的浪潮。

        随着“四人帮”的倒台,黄帅也遭到了口诛笔伐。痛苦之中,在父亲的帮助下,这个懂事的孩子最终明白:自己不能沉没在痛苦中,必须走出重压。她开始苦读书。

        1979年,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,在填高考志愿时,她一口气写下的四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。

       “当时在看招生简章时,不少学校都写为国家培养人才,而北京工业大学明确写的是为首都培养人才。”黄帅解释说,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,因为当时她父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,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,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。

        高考分数公布后,黄帅考了320分,但录取时却遇到了麻烦,“四人帮”倒台后遭到了口诛笔伐的政治阴影依然笼罩著她,她被拒之录取门外。

        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知道此事后,发话了: “黄帅考了320分,不录取,小孩子犯错误,能让她自己负责吗?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。黄帅如吸取教训,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。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,就很了不起。”

        胡耀邦为黄帅扫除了录取的政治障碍,考入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。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:“黄帅考取北京工业大学”,黄帅又一次出现在公众媒体。

        黄帅入学后,校团委副书记兼新生部团总支书记丁文健与黄帅的谈话,使她逐渐淡化思想负担,把自己融入大家一样的普通学生之中,慢慢地找回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。

        黄帅上大学后,虽然开始了新生活,但父亲的问题仍像一块巨石压在黄帅的心头。

        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,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。假如没有“黄帅事件”,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。而今父亲的处境是:敌我矛盾,劳动改造。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,特别是父亲。

      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,决心为平反父亲的冤案奔走呼号。1981年1月1日,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封信。没过多久,耀邦同志作了批示,请中纪委负责查办。1981年3月,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,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。同年,黄帅父亲的冤案得到平反。 

        1984年9月,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。黄帅毕业之后,分配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。所长柳维长量才录用,将她分配到情报室工作,黄帅刻苦用功,认真工作,不久有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情报所研究生,获得硕士学位。 

        五年之后,上海《解放日报》在一起周末增刊上以“黄帅获得工业计算机学士学位”为题,报道了这位昔日“反潮流”小学生,今日已经成为科技人才。

        1988年,黄帅自费赴日本留学。到日本的第一年,黄帅上午学习日语,每天早上精神饱满地去学校,逢人便说“早上好”,下午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,公司的上上下下对她关怀备至。一年后,黄帅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。1993年初春,黄帅的毕业论文答辩进展顺利,在东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了,获得硕士学位。

        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。她描述他时说:“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,我太细腻了,而他比较粗放豪爽。”她说,当初和先生认识时,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,并没有觉得太惊讶:“他说,看不出你哪有名啊!”

       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,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,特别是生下孩子后,她曾做过两年的“全职太太”。在书中,她提到这样的细节:晒被子时,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彻底摊开,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,她的心理逻辑是“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”。暑假带儿子去看海,儿子无比快乐地嬉戏,她主要是看儿子,“因为儿子在海里,所以也就看了海”。

        出国10年,黄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。然而,日本虽好,却非久恋之地。黄帅说:“在日本岛上,我毕竟还是流下了太多的泪水,承受了漫长的孤独岁月。多少个夜晚,‘安得如鸟有羽翅,托身白云还故乡’,成为我梦中的主题。”

        1998年,黄帅与教育部留学生主管部门联系,主动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,并表示想回到母校北工大。母校再一次向黄帅张开了温暖的怀抱。根据她的意愿,她被安排到校出版社任编辑。1998年12月,黄帅回到国内。1999年3月1日,她正式到母校报到上班。考虑到她爱人还留在日本,父母又离得很远,3岁的儿子需要带在身边照料,学校专门在青年公寓给她安排了一间住房。后来,校出版社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,她又被聘为社长助理。

        最近,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一本名为《黄帅心语》的散文集。

       《黄帅心语》实际上是从黄帅上世纪80年代末东渡扶桑留学开始写起的,笔墨所及,大多是她在“小学生事件”后的点滴经历———自1998年从日本回国后,黄帅成为了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,每年经手很多书,而这本她自己写的书,却并没有涉及很多当时的事件经过。所有点滴流露,也是一闪而过。她说:“这本书不是自传,不是揭秘事件始末,只是这些年的一些感悟。”但《黄帅心语》的出版,还是让这位三十多年前在全国赫赫有名的“小学生”再次进入公众视野。

       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,从小至今,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,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,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。在她念大学时,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,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,恳求她把日记烧掉,永远不要再写文章。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。在母亲的泪水下,她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,也曾在撕了又写,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“毕凡”(避免麻烦)。

        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后,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,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。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,当年安顿在主持《天涯孤旅》栏目时,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,她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《北京青年报》写稿,这些日记和文章现在组成了《黄帅心语》约一半的内容。此外,书中还有她陆续写下的对于母爱、友情和人生的各种感悟。

        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。她说,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:“直直的笑,淡淡的愁,高高的心,低低的调。”而这一切实际上与过去有关,也使她对现在因书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充满矛盾之情。

        黄帅已是人到中年,但看上去显得很年轻,一身素雅的蓝色连衣裙,白皙的皮肤,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,温文尔雅,未语三分笑,气质中全然没有历史大风浪的痕迹,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,她会未语先笑,把“是吗?”挂在嘴边,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。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,她的外表“普通得让人心痛”。在一次记者采访中,黄帅十分坦然地说:“长大以后,我一直惧怕记者,怕他们编故事,怕他们把简简单单的事情描绘得五彩缤纷的,让世人都花了眼。她希望大家看到原生态的我。”

        说到三十多年的事,黄帅回忆起这些往事仍不胜唏嘘。她说“那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。师生之间的分歧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,没想到竟会卷入到这么一个惊心动魄的漩涡当中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是一场梦,那是一代人的痛苦,是整个时代的痛苦。”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以为,经历过那样一场风波的她,一定对那个年代的事情有自己独到、深刻的理解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以前很多朋友跟黄帅聊天都习惯往政治、历史上靠,但她对这些问题真是没有一点研究,她从小的兴趣点就不在那里。黄帅说,在日本的时候,一个来自大连的作家曾评价她:“你普通得令人心痛。” 黄帅一直都把自己看作只是个普通人,经过风雨洗礼的人与常人还是会有些不同,比如待人接物的态度。因为她的心灵有过痛,而且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痛有过特别深的体验,所以就非常懂得如何规避给别人带来伤害,变得比较善解人意。

  黄帅谈到出版《黄帅心语》的初衷,她说,以前曾经非常渴望得到大家的理解,希望对一些历史细节进行澄清,但现在出这本书的动因不是这样,并不是刻意要说明什么,只是愿意向人们敞开心扉,说说自己这些年的心路历程。黄帅在《黄帅心语》前言里说:我被涂上的五颜六色怕是一生也洗不去。带着这样的一身色彩,有人说我是青面獠牙的怪物,有人说我是被风潮愚弄了的无辜……我究竟是谁?我是卑微?我是高尚?我应该是那不曾被评判过的我。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刺目,也有人觉得我身上的色彩很耀眼,我自己则始终觉得这身色彩很沉重。但黄帅十分相信,沉重的岁月已经过去,今后的日子会阳光灿烂。 

        今年孩子15岁了,黄帅说,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,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。“他现在还不太懂,反正书也在,我也会继续写下去,到哪一天他愿意看,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。”黄帅说到孩子时,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,笑声也特别爽朗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文革反潮流”小学生黄帅的悲喜人生【组图】 - 明子 - 工人 明子 的博客

 
步入中年的黄帅

        黄帅说,《黄帅心语》其实也是她献给父母的一个礼物。“妈妈对这本书是百看不厌。”《黄帅心语》出版后,她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也寄了一本。“国际邮包比较慢,她一直等一直等,终于看到了,她打电话给我说,她看到书里的那篇《我和妹妹》,看一遍哭一遍。”

        由于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,黄帅与妹妹的感情特别深厚。她说,有一次妹妹打电话,告诉她自己每天下班后钻过地铁前都要看一眼夕阳和地上的风光,她由衷地感到高兴。“因为只有在祥和、宁静的日子里,我们的生活才可以有一点美的情调,我们的视野才能收入美的风光,看来我们姐妹都远离了风雨飘摇的日子,都走出了阴影,都在阳光下灿烂起来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现在的黄帅,闲暇时喜欢看中央十套的科教节目,或躺在床上听《百家讲坛》,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,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。

        “人到中年,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,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,而不要穿上红舞鞋,永远在旋转。”

        “小学生事件”当年班主任齐鸿儒往事早已释然

        《黄帅心语》出版之后,缄默多年的当年“小学生事件”的当事人之一、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首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,并忆及30多年前的往事。

         齐鸿儒老师今年67岁,几年前在史家胡同小学退休后,被反聘继续在校任教。“这么多年来,有关黄帅的事情,除非不得不说,否则我一概拒绝开口。”齐鸿儒老师说:“这段历史要说一天也说不完,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,我不想过多地回顾。”

文革反潮流”小学生黄帅的悲喜人生【组图】 - 明子 - 工人 明子 的博客
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学生黄帅(前右)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1973年年底,“小学生事件”发生时,齐鸿儒刚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关村一小工作没几年。“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那件事只是发生在师生中的一个小风波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    在他的记忆中,当年的黄帅是个开朗的学生,但“不怎么爱说话”,也不是学生干部。在她给报社的信公开发表之前,她在学生中并不特别惹眼。

        齐鸿儒老师当年教语文,他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。“其实我的目的主要是训练学生作文,并不特别看重内容。每天看完后只是批个‘阅’字。”但他也注意到黄帅在日记里向他提了意见。“她后来给报社写信,可能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,其实我并不是在‘报复’她。”齐鸿儒老师说,自己当时年轻气盛,“批评方式简单粗暴了一些”。

        齐鸿儒老师说,黄帅的来信和日记登报后,他当时受到的精神压力非常大,有一段时间,他几乎成了“祥林嫂”,见人就说自己的理由:“我觉得我是为学生好,怎么就变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了呢?”

       “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,但后来还是认错了,因为如果再顶下去,可能就得离开教师队伍了。”他说,而且,当时他也想明白了,黄帅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,“这件事不能怪她,有意见也不能转到孩子身上。”就在来信在报纸上发表的那天,黄帅病了,齐鸿儒老师还到她家里去看了她。

        好在当时中关村一小的领导看得比较透,所以虽然“小学生事件”在全国轰动一时,但处于风暴眼的中关村小学反倒相对平静,在“认错”后,齐鸿儒老师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,但在学生中因此有了“气葫芦”或“气糊涂”之称。之后,他一直在中关村一小任教到1982年,才调往东城区分司厅小学任教,10年后,又调往史家胡同小学。不过,此后他不再教语文,而是转教数学和计算机。

        齐鸿儒老师说,在黄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,她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他,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。两人见面后,都没有再提及往事。

齐鸿儒老师表示,对于往事,他早就释然了,也理解了黄帅。“这事虽然过去那么久,但估计还会有些包袱,她也挺不容易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 他说他没有看到黄帅的新书:“没关系,历史已经翻过那一页了。”

        历史回放

        改变黄帅的“小学生事件”

        1973年,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。1973年9月7日,她在日记里写道:“今天,××没有遵守课堂纪律,做了些小动作,老师把他叫到前面,说:‘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。’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,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,说话多注意些……”

        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,黄帅“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,降低老师的威信”。于是,接下来两个多月,老师号召同学“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,要和她划清界限”。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后,单纯的黄帅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,给报社写了一封信,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。

        没想到,这封信迎合了当时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“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”、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的典型的需要,黄帅这封600字左右的信留下了这样的批复:“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,这是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大事。”按照“指示”,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,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。12月28日,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。

        几天之内,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“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”,全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“破师道尊严”、“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”、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的活动,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。

        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,事件迅速发生变化,报纸上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“一个小学生”。

        黄帅说,整个青少年时期,对她来说,最大的感受就是痛,“自己痛,时代痛,别人也痛。”(参考《黄帅翻过那一页平静说心话》、《文革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》等文章编辑配图)

 
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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